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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深港的理性思考
——赴珠三角地区调研学习的报告
中共望城县委办公室 周立仁
提 纲
三次成行，别样心情！
第一次，既兴奋又气愤
第二次，我们是“大陆佬”
第三次，有动力也有压力
三问深港，无功而返？
第一问，深港怎么样——高耸楼盘，高不可攀
第二问，深港怎么来——成功秘诀，高深莫测
第三问，深港怎么了——切肤之痛，讳莫如深
三点“检讨”，仅供参考！
第一点，“三创”“三性”，可以通用
第二点，回家看看，不无遗憾
第三点，壮哉此行，来日有征
走近深港的理性思考
——赴珠三角地区调研学习的报告
首先声明三点：第一，本人不信金钱万能，更恨金钱万恶，对珠三角这些充溢着铜臭味的地方，并不大乐意去；第二，本人不是专职的学者，不会去作专业的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加之感觉我们的行政干部还不大习惯阅读这类文章，所以也就只能——也只愿就此次在珠三角个把多月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一个综合汇报而已；第三，本人无意中伤他人，汇报中若有涉嫌得罪之处，纯系从工作、事业出发，对事不对人，切勿对号入座，并敬请见谅！
三次成行，别样心情！
其实，珠三角一带，此前我是去过的，并且有两次。
第一次，既兴奋又气愤
那是1993年10月。那时我在县卫生防疫站（主持）从事劳动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是该单位最辛苦最清苦的一个岗位，与厂矿工人和厂区周边群众打交道多了，便从“大卫生”角度写了一篇关于职业病防治的近乎学术性的文章，并因此而应邀参加了中山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主办的一场为期7天的专业性学术培训报告会，与会者70余人，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业专家——至少是专业人士。在中山医大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坛上，共12人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我也有幸忝列其中，还回答了中国“大卫生观”首倡者、时任中山医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知名教授梁浩材老先生的提问。看看台下与会者皆年长于我，有的甚至白发苍苍；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中专生，深知自己的文章不过尔尔，但毕竟是来自基层的声音，并且应该算是得到了权威人士的认同，心中不免丝丝快意和兴奋！此后几天，校方安排我们参观游览了广州、深圳、珠海（的部分厂矿），到处高楼林立、大道通衢，心中不禁阵阵惊喜和亢奋！只是在入珠海边检时，看到
路旁一农民背着单人打稻机下田收割，觉得与十几年的特区好不相称。最后环岛游澳门，从湾仔上船时我顺手买了张珠三角地图，看到“香港（英占）、澳门（葡占）”，摆在珠江入海口，就像蹲在中国南大门的两匹虎视眈眈的狼，心中忍不住些许悲凉和气愤！穿过澳门跨海大桥时，突然想起3年后香港回归、6年后澳门回归，便索性花15元钱背着岛照了张立等可取、神情呆滞的像，在上面写下“国耻”二字。我来珠三角这一趟产生的所有观感和激动，便随此而凝固并消逝了。
第二次，我们是“大陆佬”
那是2001年7月。那时我在政府办给县政府主要领导当联络员，按照通常的说法，多少占据着某些优势。当年县委政府组团参加“港交会”，做方案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疏漏了——方案中没有安排随行记者——直到出发前两天才发现，我便在领导的提议下，幸而得以“记者”的身份随行。这也许就是“优势”发挥“作用”了。我不算蠢，从组织部借了台机子，花10来分钟学会了摄像。临走时办公室主任反复交待：“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也是领导关心，是一种政治待遇，一定要服好务！”既然这样，办登机手续、搞会务接待、拟写致辞、摄影记录就都有了我的份儿。所以直到晚间忙完了的时候，才得以去欣赏一下外面的精彩世界，几个伙计在深圳街头被称是“老乡”的小姐缠住，差点脱不了身；回房间时顺便偷拍了些随处可见的深圳街头“伊人等伴”的风景和香港海边“闲人垂钓”的镜头，这些在回家的路上都清除了。还有些印象的是，香港的路窄，车水马龙却井然有序。穿过人头攒动的大街小巷，我们3个伙计在一条小弄堂的一个小饭馆里，点了108元的饭菜，付了款等吃，饭菜到了柜台却迟迟不上，我们开叫了，直听柜台里面说：“几个人就吃这么点？自己来掇——大陆佬！”原来香港人看我们不来——这就是当时回到祖国怀抱4年了的香港？谁说的？到了深圳才知钱少，到了香港觉得没钱——果真如此！工作的紧张和路遇的尴尬，使我这个头脑中一直“金钱万恶”多于“金钱万能”的人对深圳、香港不仅没什么好印象，反而平添几分反感——这地方要少来，能不来就不来！
第三次，有动力也有压力
居然没过3年，又来了。就我个人而言，第一次是学习为主，第二次是工作为主，这一次是学习加工作。学习能增添动力。动力首先来自县委、县政府正确决策，给了我们“深造”的机遇。这次学习成行，正当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加紧实施、泛珠三角合作正式启动，县委、县政府眼明手快，派出15名科级干部组成“先遣队”，无疑有助于在新一轮角逐中抢占先机。并且这次所花费用不菲，人平近3万元；逗留时间不短，将近40天；任务不重不轻，每人12000字的有价值的“论文”。这些于我等15位平日忙忙碌碌的学员，无疑是个宽松难得的学习环境。动力来自于学习之本身，使我们学了知识、长了见识。这些时日中，我们在深圳呆了20天，又在香港耍了1个礼拜，而后到澳门、珠海绕了一大圈，先后聆听14位老师讲了28堂课，课程包括国际贸易、资本运作、民企融资、招商引资、城市经济、城市建设、现代物流、房产开发、区域营销、商会专论、企业上市、高新产业、技术监督、经营理念、领导经验、廉政建设、论文写作等21个方面的内容；参观考察了深圳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委政研室、督查处、法制局、人事局、中国科技开发院、华南工业原料城、朗科软件、一致药业、百安居建材超市、华侨城、图书城、深圳市辖六区，香港首府、廉政公署、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立法局、中保公司、中环广场、中银大厦、会展中心、大屿山、新机场、海洋公园、恒升金业公司、赤柱小商品市场，澳门全岛，珠海格力电器公司、圆明新园等几十个单位和场所；还走访和拜会了一些湖南望城籍老乡。所见所闻，无不令人怦然心动，眼界大开。动力来自于自身发展带来的自信与尊严。正是因为费用和时间的相对宽裕，这次我还得以和同行诸君一样，扮一般俨然的当地市民，学习工作之余，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韵味，比如上上网，打打球，观瞻佛指舍利，观摩赛马和博彩盛况——这一切都需要兜里有钱哟！特别，当我们在深圳街头看不到几年前那么多的“女人风景”，听说珠三角到内地招工都有困难，香港大堂小店对我们这些“大陆佬”一样热情接待，尤其是在香港的课堂上陈可焜老先生口口声声叫我们“同志们”，对曾经管治香港的英国人称“英国佬”时，我们更增添了这种自信与自豪。另一方面，是工作就总会有压力。相比之下，前两次只能算匆匆过客，这回与珠三角特别是深圳、香港有了更多的接触；但毕竟不是当地“市民”，连“暂住人口”都不能算，所以也不可能真正融合进去，最多只是走“近”了一些而已。走近些了，见闻多了，了解深了，却是一头雾水，层层迷团，几多困惑——深港的东西很难得学，有的不可能学，而12000字论文的真正价值体现却是逼我们怎么去学——这就是压力之所在。
三问深港，无功而返？
其实，内地人到过珠三角的不少，不少人来的次数也不少，像我就“三次有幸”。初来乍到，或者匆匆而过，加之出发时满怀希望的美好动机和预期，都会只觉得这地方了不起，好得很。这一点，平素听人侃得够多的了，去年我们县里的12名干部在顺德呆了2个月，宁乡县10名干部在香港呆了3个月，回去都出了一本书，介绍了不少好经验。
可那些经验是那样容易嫁接的吗？穿梭在这座水泥森林中，我一直这么想……
第一问，深港怎么样——高大楼盘，高不可攀
我很好奇，每次来珠三角，坐在车上总喜欢贴着窗玻璃去望路边的高楼大厦——深圳、香港的经济数据和顶顶桂冠，就象那些高楼大厦一样，足以令人咂舌！
图表1：深圳市2003年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内陆）大中城市中的排位并与湖南省长沙市比较
图表2：2002年深圳与香港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图表3：深圳市辖六区(2002年)与望城县(2003年)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表中数据足以说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经济巨人”。深圳令人艳羡。作为我国的经济特区，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个不足3万人、GDP仅1.9亿元、土得掉渣的边陲小镇，以每年3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奇迹般地变成楼宇林立、交通便捷、繁华亮丽、气宇非凡的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世界环境500佳”城市、全世界最适宜人居城市、国际大都市……
香港更胜一筹。作为我国的政治特区，不愧为“东方明珠”。尽管回归几年后经济上出现空前的逆境，但它的人均GDP仍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之上，列全球第六，亚洲第二；它是世界上第一大集装箱港，第四大银行中心、第四大金融市场、第七大外汇市场、第九大股票市场、第九大贸易经济实体，是远东地区重要经济贸易中心，是国际闻名的信息集散中心和旅游胜地……
望着这些数据和桂冠，宛如囊中羞涩的你，置身于高楼大厦之下，只能眼巴巴地望望而已。直白点说，上述比较并无多大意义，因为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没有可比性，我们根本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相提并论。放在一起，只是表示相互间差距有那么大——特区毕竟是特区！既然不可比，也就同样不可学，至少不能盲目地学。在去年底第六届深圳高级顾问会议上，专家们提醒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发挥优势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深圳就是深圳，苏州就是苏州。事实上，深圳的学者早就嘲笑过趋之若鹜去上海取经的人不过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第二问，深港怎么来——成功秘诀，高深莫测
置身于深、港这样的大都市，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你会情不自禁，啧啧称赞；而作为带着工作任务的学员，我当然想刨根究底，取得“真经”。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些人间奇迹？当然是人！可不单纯是人。因为我们都是人！
有人说是政治，是政治家的某种心思，促成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和一种新的宽松体制的支撑。这也许不错，马克思讲：“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
简单地说，深圳就是一位伟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而后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动用了全国的资金，终于筑成了这样一座“万金宝塔”（我的说法）。这一现代已不需要以战争侵略而可以经济侵略为主要侵略方式的时代的必然产物，事实上，无异于以战争侵略为主的时代的秦始皇动用几十万工匠、花费几十年时间和全国财力造就的万里长城这一千古奇观！
这也许过于片面，亦未必尽然。细心的人们已经对我国的经济特区进行了盘点。与深圳同时设立的特区还有珠海，却因重复建设、盲目投资，至今负债运行；还有厦门、汕头皆因走私“入魔”，元气大伤；稍后九年设立的海南特区，亦因房地产的疯狂炒作，一个个肥皂泡如烟消云散……当我们自深圳走过香港、澳门来到珠海时，这些感受更加深切。
深圳何以在经济特区中一支独秀？
在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和改革开放13年（“江泽民时代”）纪念时，深圳市和广东省都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第一，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开拓创新。这是他们最基本、最重要的经验；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第三，率先进入市场取向的改革，坚定不移地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五，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事实上，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了十条经验，自然也是全国各地特别是特区成功经验的浓缩与升华。
依我看，简单地说，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深圳就是充分发挥了几大特区唯一的毗邻香港、长期往来的地缘优势，而绝不可像其它特区那样偏离政治制度或违背经济规律而搞“歪门邪道”。
人们盘点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之后，对香港的发展奇迹也提出同样的疑问。学者们通过研究，归纳出香港得以成功的六大独特因素：一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背靠祖国大陆，面向东南亚，拥有深水港，是太平洋、印度洋的交通枢纽和东西航空枢纽；二是充分利用了二战后的国际环境和机遇，发了一些“战后的战争财”；三是中国内地因素的作用。大陆解放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政策和经济发展与物资供应作后盾；四是香港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稳定、法治社会、廉政成功；五是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香港政府对经济一直是“最大支持，最小干预”；六是港人的努力。以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精于管理，积极进取，自强不息。
在公认这些综合因素的同时，学者们十分注重并着重分析过香港经济成就的政治因素。香港学者金耀基指出：“香港经济的成长，无法由纯经济的理论或因素加以解释。”学者们认为包括1842年香港被占，从此进入殖民管制；上世纪二战结束，中国大陆的经济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持续的“政治性的”援港经济措施等等都是香港经济成功的重要外部政治因素，特别是1978年以来大陆的改革开放，“近水楼台先得月”，为香港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大学国世平教授说：“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是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确实，香港地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交汇点和结合部，在经济发展中真是左右深源，享尽各方好处。
同样，内在政治因素在香港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集中表现在“政府质量”上。
一是高度自由的经济政策。坚持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原则，构建与市场相匹配的政府职能定位，一贯坚持自由经济政策，营造自由贸易、自由通航、自由投资、自由经营、自由外汇、自由进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赖以顺畅运作的宏观环境。政府只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如1983年的“问题银行”事件、1987年的“黑色星期五”证券市场危机及后来的“国商文件”、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港府皆不惜血本，挺而救之。
二是高效能的政府产出和政府供给。重视立法，成文法中有近一半的经济法，为市场主体运作和竞争提供了“游戏规则”和法律保障；大力进行码头、机场、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硬件和普及教育、培训劳工、提供咨询服务等软件建设，为市场机制的功能发挥创造了公共产品和物质基础。
三是高效率的政府架构和高质量的公务员队伍。一级政府，三个层次（港督或特首、三司司长、11个决策局长），无党政治，行政主导，高官问责，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如此精简明晰的权责关系和政府构架，
规范、公开、透明的政策制度，特别是在公务员招聘、选拔、培训、服务条件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善机制，坚持专业化原则，引进各种非常优秀的人才，建设了一支18万余人的高质量公务员队伍，奠定了有序运行、高效行政的重要基础。
这样的归纳和分析，也许仍然笼统而抽象，并且很多东西同样不可攀比，不能相提并论。深圳特区的东西已经“全国化”了，似乎学的价值不大；香港特区的东西，却又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拿来”显然不行。
第三问，深港怎么了——切肤之痛，讳莫如深
既然是来深港学习，只看到其繁荣的一面，显然是片面的，不够的；繁荣背后的隐忧，足以发人深省，更应引以为戒。当地人告诉我们，时下的深圳和香港，并非她的最佳状态。何以见得，又何以如此呢？
请看看下面这两张表格：
图表4-1：
1979——2003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图表4-2： 1979——2003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图表5：逐年香港经济增长和人均生产总值
显然，深圳的发展速度在放慢，香港经济这几年更是空前的低迷徘徊，暂且不论，还是先了解一下与此相似的外围迹象吧。先说深圳。我们到深圳时，市场上有两本书热销刚过，还有些残量，一本是《深圳，谁抛弃了你》，一本是《深圳是否不行了》，这两本书正是针对前年底那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引发的“抛弃论”的深化和回应。掺和着这种“抛弃论”的热闹，我们了解了一些深圳人的切肤之痛与难言之隐。
一是固有优势急剧弱化。政策优势已经不多了，只剩下“三条半”：增值税“地产地销”（一条），特区企业所得税率为15%（一条），特区可以进口一些免税的用品（半条），继续享有省级立法权（一条）；开放优势减弱了，现在全国全方位开放；体制优势淡化了，全国都在加快建设市场经济；“先行先试”不再是深圳特权，上海及其他城市都可以——一些大企业蠢蠢欲动，将总部东迁。
二是环境优势有所恶化。“城中村”破坏形象，“握手楼”、“亲嘴楼”比比皆是，据估计总造价高达140亿元。我们刚到深圳的第二天《晶报》报道五一黄金周中某处抢建的违章建筑就有几十栋，最矮的5层，最高的15层——真正的“深圳速度”！户籍门槛一直居高不下，人口结构恶化，留、引人才优势大大减弱，城市生产生活成本普遍增高。城区7条河流全部臭气熏天，黑油油的布吉河与河畔世界银行中心厚黑装饰的基座恰似一对“患难兄弟”，志趣相投，相映成趣！治安环境一度不见好转，我们刚离开深圳到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周一男一家三口连同保姆就全部惨死家中……
三是精神品质日渐虚化。创业激情消退，特区精神磨损，井蛙意识滋长，形式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抬头，精神空虚，物欲横流。表现在官员上或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或变相收费，有恃无恐；或遇难绕道，办事拖拉；或动辄“率先、首位、第一、中心”，刚有想法意图就急于为人提供经验。表现在商人中则唯利是图，欺诈顾客。生活氛围紧张，人情交往淡漠，“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特别是在编人员对编外人员、户籍人员对非户籍人员、关内人员对关外人员的歧视，已成为破坏城市凝聚力的毒素……
四是经济结构有待优化。积累资本能力衰减，投资浪费较大；工业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高新技术自有知识产权比重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包括仅一所正牌综合大学——就连这一所大学据说也是“一流设施、三流教师、五流学风、七流成果、九流学生”的现状，将严重掣肘高新技术经济发展赖以依靠的学术氛围的形成和产业技术的提升。
总而言之，好象特区在补内地的课，“试验田”在“内地化”。我们在调研时，看到机关一些干部一样的在胡扯谈，一样的在打电话聊天，一样的酒足饭饱、面红耳赤来上班；问问机构改革情况，对方支支吾吾，好象动作不大，机构越改越臃肿，人员分流就是“分钱”（即人员是“分流”了，但财政照样要负担）；综合执法开先河却不能善始善终；工作目标责任制管理好象2002年才开始实施，且不完善；福利分房并没取消；征拆“战场”官民对垒；城市中心还有悠闲的踩士；市政府门前常有上访的人群——我们那天到市委办就差点没进得去，近百人高喊“还我股权”堵了门……
怎么特区还不如内地，甚至还不如我们望城？这有什么好学的！当时真想打道回府。
再看香港。
这次我们住的地方是港岛西端的中国远洋公司酒店，这地方环境卫生不怎么样，当然比港岛东部对面臭气熏天的鲤鱼门一带好一点，港府可能是要在这里建个垃圾站，一些开店的百姓在旁边打了张横幅：“抢走我的饭碗，夺走你的健康！”
后来，到某金店想买点首饰给老婆，店员提醒说，不要太张扬，小心被抢了，现在通关放松了，内地来的人多，比较乱——只好作罢。
再后来，到了廉政公署，听介绍那么样严管重罚，却偏偏有人作奸犯科。还有，早几年政府作过评估，政府部门采购的纸张、油墨等低质易耗办公用品库存量可用上150年，这不是对规范有序的政务管理和“审慎理财，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的无情嘲弄吗？
再后来，听教授在课堂讲，现在香港木炭生意较好做——很多中产阶级破产了，买炭回家中毒自杀的不少……
真不大明白，总觉得好笑，那么发达的地方，会展中心的佛指舍利观瞻，人们如过江之鲫，特别还有不少人虔诚地以“圣水”“渎身” ……
这些也许都是与经济萧条有关的话题。6月4日晚的“烛光晚会”和随后的大游行，都是那些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及其不少的追随者首先藉此以发难的。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经济的这一轮逆境走势正好始发于回归之期，并且维持较久，难道是回归之过？
其实，按我们原来的讲法，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是周期性的，出现萧条不足为怪，只不过是这个周期恰好吻合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规律所固有的现象。何况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根本不管回归后香港的经济问题，大搞什么民主化，大幅提升工资、福利，推动地产股票等等，为这一波经济在回归之期即出现过热，炒风大炽，泡沫大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为不足的是，由于奉行“不干预”政策，港英政府一直以来没有制定过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政府完全跟着市场的感觉走；没有建立经济预警系统，往往是危机发生之后才进行研究和检讨，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对科技的发展支持不力，导致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缺乏科技支撑；以及居民生活两极分化加剧，与大陆的区域合作滞后……这些都成为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历史的原因。
另一方面，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恶化和扩大，猛袭香港，作为以金融自由为一大标志的自由港的政府、企业和市民都必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一年之后，以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为标志，全球经济步入萧条，直接影响了香港。这些是外部的原因。
再有一点是香港方面自身的、内部的原因，就是忘记历史，忽视现实，不与大陆、不与广深合作，正所谓“神女有情，楚王无意”。
回归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香港一直放不下“大香港”架子，对内地、深圳不屑一顾，不愿合作；同时又认为深圳、珠三角发展起来了，抢了自身商机，合作于己不利，存在一种所谓“恐深症”，不敢合作；而这之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媒体以对深港合作的偏执心态大造舆论，使港人信心一跌再跌，心态一变再变，不能合作。
我们知道，无论是香港经济，还是香港文化，都以自由为灵魂，而香港媒体（除了共产党办的大公报、文汇报、经济导报等刊物外）更是独立独行，好象香港自由的灯塔，时时标榜为香港人的守望者。“九七”回归之后，本是深港合作的最佳时期，深圳方面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了与香港衔接的各项准备，但港媒却担心香港因合作而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轻“一国”而重“两制”，给特区政府施压；2004年后上海提出建国际金融中心，港媒又马上炒作沪、港之争，似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立即丧失；再后来广州以珠三角为腹地向内地市场推进，港媒又惊呼香港在珠三角地位就要失去了；香港繁荣时，瞧不起内地人、“大陆佬”，而一旦香港经济陷入困境，又马上开始呼吁中央“挺港”、“救港”；内地不断发展，香港尚未恢复，港媒则批评特区政府推动融合不力，同时说为香港“长远”计，希望建立“中港防火墙”，以求金蝉脱壳，“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这就是港媒之能事对港人的“卓越贡献”！就是一些妓女般的记者们，能以谬论浊流混淆和淹没真理清泉的惯用伎俩！
正象港媒使港人的信心丧失一样，这些也使我对来港学习有点信心不足。
三点“检讨”，仅供参考！
“检讨”一词且作全面深入的分析与反思来理解。前文已经介绍了深港的繁荣，分析了繁荣的动因，透视了繁荣背后的隐忧。“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是经验不可照搬，是教训要理性对待，但无论经验与教训，都是特区大量生动实践的结果，如果我们求同存异，去芜取菁，则正好足以给我们借鉴和启示，使我们少走弯路。
第一点，“三创”“三性”，可以通用
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日前夕，有位专家谈及特区的成就时语出惊人：“深圳特区20年来最大的成就不是盖了多少楼，有多少产品出口，而是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算哪天深圳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只要这套机制还在，20年后，又是一个深圳！”
透过这次调研学习见闻，同时查阅深圳、香港的一些历史资料，我归纳出可以通用学习的、也是感受最深的“三创”、“三性”，即创新意识—前瞻性、创作技巧—系统性、创业精神—实效性。并且，我认为，那位专家讲的“新体制”，就是这“三创”、“三性”交织组构出来的一套“系统软件”。
1、创新——特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按照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考虑，深圳特区从一开始，就注定以创新成为其肩负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成为其成功经验的精髓，成为其不断发展的动力。
改革创新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的。中央要求深圳特区发挥“试验田”的作用，这就明确特区必须跳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框，对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大胆变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要求特区发挥“窗口”作用，这就明确特区必须学会怎样同资本主义打交道，怎样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全国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提供经验。写到这里，不能忘记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西柏坡窑洞里作出的英明决策：对香港、澳门暂不收回，并且“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用以观察资本主义的“动静”。事实上，深圳特区远远优先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得以从社会主义这扇“窗口”全方位“观察”资本主义那扇“窗口”，占尽了香港这个发育完善的资本主义“老邻居”的地缘优势。
正是由于目标任务的明确，特区在改革创新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功：敲响了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拉开了土地利用市场化的序幕；发行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股票，吹响了我国发展股份制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前奏；率先引进外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奏响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序曲；率先推行招聘录用、竞争上岗、合同用工，开了劳动力商品化的先河；率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打开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一条新路……总之，创造了共和国改革发展史上的200多项第一。
进入新的世纪，中央要求特区“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这就明确特区必须积极探索如何发挥好对内地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对保持港澳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如何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率先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如何尽快适应WTO规则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等等。
改革创新是要有牺牲精神的。特区初创之时，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已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真是一条“血路”。以史为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历史上商鞅改革成功，结果却作法自毙，五马分尸；王莽改革失败，导致国亡身死；范仲淹、王安石都壮志未酬而抱憾余生；戊戌六君子渫血菜市口……同样，当年深圳招商局长袁庚在蛇口改革是“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亦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原深圳市长梁湘被免职时曾被人称为“苦官”；于幼军同志在深圳任市长时推行“行政三分制”受阻调湖南任省委副书记，而广东省委常委李鸿忠调任深圳市长，媒体称于到湖南是中央对他本人的“重用”，李到深圳是中央对深圳的“重视”，措词何其用心良苦……
杀开血路就是生路。自特区成立起，深圳几乎每天都在创新，冲破了一个个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一个个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一个个错综复杂的“难区”。特别是深圳市政府（指党委领导下的执政系统），不仅鼓励个人和民间组织的各种创新行为，而且不用扬鞭自奋蹄，勇于自我创新，总是敏锐地依据经济发展需要而改革政府体制，全局性改革已进行5次，小改小革从未停息。正因如此，深圳才得以石破天惊，奇迹频生，才得以生机勃勃，日新月异。所以，我们今天说创新是深圳发展的源泉、动力、灵魂，乃至深圳人的价值、深圳市的代名词，都不为过。
改革创新实践的成功，必须依赖于一个包容宽松的社会环境。
“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这是于幼军同志任深圳市长时说的。还有一位深圳市的老同志写过一幅对联：“香香臭臭，臭臭香香，香飘四海；风风雨雨，雨雨风风，风刮五洲；实践第一（横披）。”也正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
的确，深圳特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争论不断，处于中国政治和经济论争的风口浪尖。
图表6： 深圳特区历史上的争论演绎情况
然而，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争论，得以让思想火花充分迸放，让改革创新激情充分涌流，最后都成就了深圳特区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进一层分析，这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正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梦寻人间伊甸园的各类移民，为这座城市铸造了博大兼容的品格，大家能在这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畅所欲言。那篇《深圳，谁抛弃了你》的网文及其系列文章，专揭深圳之“短”，刺深圳之“痛”，轰动了深圳上下，引发了全社会深刻反思，90%的深圳机关工作人员读过此文，特别是当时的市长于幼军“看了两三遍”后，还亲自与作者见面，开诚布公交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知不足而后勇。当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开始全面反思自身的时候，上上下下充满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时候，就正是它新一轮改革创新萌动的时候！
再来看看我们的政治特区香港吧。
香港一向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自然使得民间的各种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各种改革创新层出不穷。同样，顺应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改革浪潮，香港政府行政系统也在不断发生一系列的适应性变迁。我们翻阅香港治政的历史资料，有这么几个词常见且特别引人注目：“咨询”、“顾问”和“检讨”。事实上，香港政府一直被称为“咨询性政府”，咨询机制是其最主要的行政运行机制，是香港政治的最主要特征，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计划、项目、议案都要经过公开咨询这一环节。除了专门负责向港府高层官员提供决策咨询的中央政策组外，几乎所有部门都设有咨询性机构，1998年即达360多个，近年又有增加。不仅如此，香港政府还经常聘请国际顾问和海外顾问公司进行各方面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即“检讨”。比如1972年聘用“麦建时管理顾问公司”、1987年聘用“希元国际顾问公司”对政府架构进行全面检讨，1987—1989年耗资4600万元聘请海外顾问公司对交通状况全面检讨，包括吸引外资策略、公营部门改革、文化艺术康体服务行政架构设计、房屋署私营化改革、公营部门和私营机构服务表现评价、公务员由常任制长俸制向合约聘任制改革、政府开支管理、目标为本的行政管理改革，教育改革等等，都由自身咨询机构或聘请专门顾问公司进行过全面检讨。不仅政府机构和决策执行中不断检讨，就连公务员每半年都有一次“中期检讨”。有统计表明，自回归后至2000年6月，特区政府就有大大小小78个决策议题通过检讨后向市民公开咨询意见，特首不清楚的问题也向国际顾问咨询（近年深圳也是这么做的）。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咨询”和不断的“检讨”，促成了这块资本主义弹丸之地上一系列的改良与适应性变化，比如“行政吸纳政治”和咨询制度范围的日益扩大，地方行政改革和代议制的产生，“消极不干预”到“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领先世界的公共服务的重大变革，以及回归后政府机构的重组、职能调整、高官问责制的推行，以及推动区域合作等。正是这些改良与适应性变化，使香港经济有惊无险，一度繁荣，牢牢保持了“东方之珠”、“动感之都”的地位。
对比起来看，香港政府这种自觉的咨询和检讨，与深圳特区政府被动回应社会舆论的论争，客观上都对经济社会的每一阶段目标发展起到了前瞻性的预警作用，促成了各方面不断的改革创新，从而最终促进了经济的新发展和事业上的新进步。
2、创作——特区运作的策略和技巧
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无论这次调研学习中老师们所传授的方法，还是特区政府对一些工作、工程的决策运作，还是大街上所见的一些建筑设施，都展示出那样的完美协调，那样的配套完善——用书面一些的语言表达就是颇具系统性与完整性。在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看来，他们好象在把工作、把项目工程当艺术品来精心创作、苦心经营。
先从深圳市政府（指党委领导下的整个执政系统）的决策层面上看，单就决策方法的本身，其系统性、完整性就足以让人称道。
谁都知道，作为一个实体性原则，民主集中制规定了我们党，包括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以及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是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但是，这一原则落实到各个领导集体，以怎样的方式议事决策，民主到什么样的程度，怎样进行集中，则没有具体规定，主要靠领导干部尤其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思想素质，这必然加大民主集中制的执行风险。正如一个老太太想让两个儿子平分吃一个苹果，如果不明确由一个儿子切苹果，而另一个儿子先从切开的苹果中选一块，仅让两个儿子凭良心办事，那就很可能难于分得公平。
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吸取多年经验教训的前提下自1999年10月开始，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研究起草文本，并6次大规模征求意见，试行后5次大的修改，于2001年4月出台并推行了《市管单位领导集体决策重大问题议事规则（试行）》，从决策范畴、方式、程序等方面，对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作出了明确、具体、定量、操作性强的程序规定，明确了重大决策必不可少的会前协调—准备材料—提前通知—充分讨论—逐项表决—作出决策—形成纪要，共7个缺一不可且不能颠倒的环节。
类似的“规则”也许全国各地都有，而深圳这个“议事规则”的系统和完美，就表现在决策（议事会）前的准备（科学论证）、决策（议事会）中的集体讨论，决策（议事会）后的监督执行等环节各有特色，与众不同。正式决策前的准备即是一个预决策过程。比如对重大工程项目、密切及事关民生的项目，决策前的准备包括问题界定、信息收集、方案设计、科学论证等环环相扣的科学流程。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得到充分体现。
图表7：深圳市重大项目预决策流程（笔者制）
表决作为集体议事和决策的核心环节，无论在领导正式议事会议或专家论证过程中，根据所议问题的类别、性质，都必须采取签字或无记名投票或通用会议方式表决，而不得以传阅、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主要领导归纳总结等形式代替会议表决。特别是行政首长在否定多数人意见后作出的决定，必须在会议纪要中注明理由。
为了保证决策事项的有效执行，集体议事的重大问题范围、形式、程序和决策结果，必须在相应适度的范围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质询，以完善和推动决策的执行。
基于这种系统、完美的决策理念和实用程序，深圳特区在很多具体工作中运作是相当成功的。比如国企改革，深圳自1985年起即着手进行，至今已出台促进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法规文件60多个，特别是近年推出的“1+11”模式，即以《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总揽改制全局的主体文件，另外制定了11个配套文件，以产权制度和劳动制度改革为核心，涉及员工安置补偿、土地资产管理、社保、资产处置、经营者和员工持股等各方面，并及时补充完善相关内容，有章可循，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了国企改革；又如，2001年推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1个主体文件和10个配套文件的“1+10”方案；2002年，提出了规范政府行为，促进依法行政的“九个法定化”设想，即拟在政府机构职能编制、行政程序、行政审批、行政收费、行政处罚、政府招标采购、政府投资、执法监督和政府机关内务管理九个方面法定化，使政府职能及行为受到全面、具体、严格的法律约束；2003年7月，作出了以净化城市环境、畅通城市道路、创造安宁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净畅宁”工程的决定，着手全面有效地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此外，在安居房分配、高交会运作等多方面都考虑得周到备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
香港特区政府同样如此。以其行政改革思路的系统性和措施的协同性为例，堪称世界楷模。即行政改革按照“宗旨—原则—程序—计划—文化”的逻辑顺序展开，在确定改革宗旨和行政管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标准后，将这些原则运用到程序之中，并通过依次推行的改革计划实现宗旨，贯彻原则，改善程序，并同时和最终促进传统行政文化的变迁。
图表8：特区政府行政管理的原则与程序
酝酿两年之久的香港高官问责制方案的鲜活出炉，即同样以其相对完备的框架体系，迅速赢得各方面的赞誉，为政府运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府行为中“创作技巧”的显现，自然对民间社团和整个社会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往往成为当地民众和企业的理性选择。
这样，我们在深圳的街头，看到地下通道都设有盲道，深圳的市政府广场可以为市民举行婚庆，香港的红绿灯可以由行人调控加速绿灯的出现，这些人性化的设计也就是题中之义的事了。
这样，我们看到深圳的百安居建材超市异常整洁，象装修的新居；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贸发局这些半官方机构为企业服务的精细独到，产品陈列的巧妙布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对比香港的海洋公园、深圳的世界之窗“一票通”，让你玩个够，你就自然觉得珠海的圆明新园以及内地的许多公园，园中设园、层层收费的管理方式的落后与乏味了。
这样，当你从香港88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78层高的中环广场、70层高的中银大厦及相关地铁站，乃至太平山顶等处穿梭往来，都有足不出户之感，你不得不惊诧于这精巧建筑群的布局和立体交通网的构筑了。
这样，映入你眼帘的那一栋栋摩天大楼，都自然是一尊尊稀世的艺术珍品了……
3、创业——特区成就的内因和财富
现在看到深圳的繁华，你也许后悔当初没来此地发财；但是，当年这里的落后、荒芜，你也许想象不出——当年这里是连深圳本地人都不愿呆的地方——胆小的北上广州，胆大的偷渡香港。1981年组织上从广州抽调干部来建设特区时，经过几个星期的开会、做工作、个别谈话，结果还只有20多个人同意。
今天，深圳市政府门前那个以孺子牛命名的铜雕，一头牛正在奋力拉起一根荒地里粗大的树桩，也许正是诉说
着当年百万拓荒牛用青春和汗水写就的创业史。
建设者们首先面对的是生存的困难。当2万工程兵调入深圳时，不用说住房，连搭草棚的材料都不够；没有自来水，燃料很缺乏——“面向大海没水喝，背靠青山无柴烧”，就是生动的写照。
筚路蓝缕，白手起家，从零开始，需要的是披荆斩棘、以苦为乐、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这里不相信眼泪，不相信懦弱，需要的是在逆境中不气馁、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拼搏精神。无论是当初踏上征程尚不知深圳在哪的首批学子，还是后来慕名飞来的“孔雀”；无论是雄赳赳、气昂昂跨入深圳的工程兵，还是心气不顺、逼上“梁山”的失落者；无论是怀揣亿万资金或尖端科技来此旨在成就大业的巨贾才俊，还是赤条条而来只图解决温饱的打工青年，一旦选择了深圳，就必然选择了创业，选择了奋斗。
深圳的每一个全国第一，都是奋斗者用汗水写成的；特区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建设者的辛勤耕耘。不仅发展速度上创造了奇迹，而且改革创新的高度上也是空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英雄不问出处，只问素质才能”、“同在一方热土，共创美好明天”……这一系列的豪言壮语，正是当年拓荒者豪情满怀、朝气蓬勃、拼命三郎的英雄气概的生动反映。
深圳经济发展大致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三阶段，正是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
今天的深圳，仍需要艰苦奋斗。深圳今天的“艰苦”，主要不是物资的匮乏、生活的艰辛，而更多的是竞争的压力、发展的重任；今天的“奋斗”，也不仅仅是顶风冒雨、出大力流大汗，更重要的是迎难而上、百折不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正如黄丽满走马上任深圳市委书记时，告诫干部们要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当前，我们的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深刻认识深化改革对增强深圳发展后劲、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意义，增强紧迫感，奋发努力，急起直追。要抓紧每一天，把各项改革思路、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抓出成果。今后，‘第一’、‘率先’、‘首位’、‘前列’之类的话要少讲，最好不讲……要虚心向其他地区学习，少说多做，埋头苦干……要继续弘扬特区‘拓荒牛’的艰苦创业精神，开拓创新，奋力拼搏”。
我们查阅了深圳市今年的财政预算，他们牢记“两个务必”，“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行政经费压减5%达1.5亿元。
看看街头、机关、企业的人们，还是那样行色匆匆，忙忙碌碌，专心致志……
同样，剖析行政特区香港经济的奇迹时，也绝不能忽视港人的创业精神。香港经济的四个阶段中，1841—1950年，港人忍受殖民侵略管治之外侮，饱受战乱颠沛流离之痛苦，顽强拼搏，求得生存，使香港走过长达110年的“鸦片贸易”、“苦力贸易”、“转口贸易”阶段；1950—1970年及以后，祖国内地人民持续多年支持以一产业产品，来自上海、江浙及内地的大批产业工人扛起了工业化的重轭，使香港直接跨入工业化阶段；1970—1997年前后，香港各界精英到内地办产业，到世界各地闯市场，“前店后厂”，苦心经营，创造了今天服务业的辉煌；回归之后至今，港人的创业激情依然饱满，氛围更加浓厚，竞争更加激烈，绝不亚于内地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次来深港学习，还有一点感受很深，就是对那些授课老师（包括领队卜中木老师）的由衷敬佩。这些老师中，据说有的是为国务院出过点子的专家，有的是为董建华写过稿子的学者，多数则为当地政界、业界人士。他们一是学识渊博，不管是专职教授还是行政干部，都理论一套套，在按预定教案讲授的同时穿插了大量相关内容，比如，从“一国两制”到“一都两区”到“泛珠三角”，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有涉猎；二是为人谦虚，包括国世平、陈可焜等知名教授，往返授课场地都是自行驾车或搭班车，毫无架子；三是敬业尽职，比如深圳一致药业的副总高国仕先生，在授完课后，又非常热情带我们到公司几处分店作细致的现场介绍，还有香港廉政公署的贺敏涛小姐、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黄越心小姐，从我们进门到出门，一直面带笑容，热情接待，悉心介绍情况。这些东西在陈可焜教授身上表现尤为集中，该老先生1979年自厦门大学移居香港，任香港经济导报主编，现年76岁，虽已退休，仍到处讲学，其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尽责、爱国之激情、精神之健旺、为人处事之厚道，令人肃然起敬！
这就是艰苦创业的特区人，这就是特区人的创业精神！
总之，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切皆从实干来。需要指出的是，能有实效的实干必须要有务实的理念作指导，而不是单纯的苦干，更不是蛮干、乱干。香港是搞资本主义，高度私有化，民间和企业的行为都以逐利为目的，除了对市场判断的失误外，其一切经营运作理所当然是注重效益的，事实上近年香港政府推行“目标为本”管理的方式同样体现了政府作为的实效性。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和作为上，同样注重了这种理性的务实，从不提不切实际的空口号，而以最切实可行的决策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我们在调研中就内地某些已出经验但并无成果的工作请教过深圳的一些部门负责人，他们明确地说，这些东西目前（指在现有政策和体制下）没有办法，干脆拉倒不干！
第二点，回家看看，不无遗憾
知彼知己，方能胜券在握。一路调研学习当中，我就一直在拿望城与所到之处作比较。
的确，望城这几年发展得还算可以，三个文明都有进步。自2000年，县委、县政府组成专门工作班子，聘请专家对县域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进行研讨，在全县开展“思想解放，思路提升”的大讨论以来，逐步确立了“融城强县”的发展战略，制定了“工业兴县、园区兴工”的发展方针，形成了“多点对接、分而富之”的发展格局，
突出了“一点两线、三大板块”的经济工作重点，明确了
“建设省会新城区、跻身全省三强县”的奋斗目标。可以说，望城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已形成了一个较为明晰和完整的体系。同时，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注重统筹发展，狠抓招商引资、环境建设、结构调整、各项改革、社会事业、文明创建和队伍建设，县域综合实力跻身全省五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直逼全省三强县（市）。2000—200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由49.7亿元增加到67.2亿元，年均增长10.6%；三次产业结构比由24.2：43.4：32.4优化为20.2：45.5：34.3；财政收入由2.1亿元增加到5.2亿元，增长146.1%，地方财政收入由1.4亿元增加到4.2亿元，增长197.8%，财政总收入和地方收入年均增长35%和43.9%，增幅连续三年居长沙地区之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2.8亿元增加到16.1亿元，年均增长8.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3.3亿元增加到39.2亿元，年均增长43.5%；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946元增加到3700元，年均增长8.1%。近年来还先后获得全省计生模范县、文化先进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村民自治模范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全国生态示范区等称号。
有句成语叫“罄竹难书”。正如“我为伊狂”揭深圳的短时，有人说望他罄两万竹书尽了深圳的差，但他罄二十万竹也未必能书尽深圳的好。我们望城也许是一样的，要细说其成绩和优点，可能也要一二十万竹才行，这个平常我们已向人夸口够多的了；现在，我也想罄一两千竹来揭揭它的“伤疤”，当然，有的并非望城“特色”，而是内地“通病”。
先谈谈观念的问题吧。
望城人，包括同望城人一样不少内地人，并非观念不能转变，不能更新，应该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人们在发展、开放上的一些观念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接受和适应了很多新生事物，只是与深港及沿海比，为这一过程所花的精力多了点、时间长了点、代价大了点，有时偏了点。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上抱残守缺，存在一些早该抛弃的定式和陋习，有的甚至根深蒂固。比如在总结报告中，我们都习惯于只总结成绩，不敢揭露问题，对于问题往往草草几句带过，说是怕鼓舞不了士气，事实上象江浙的一些县（市）早就在每年人大会的报告中把上一年未完成的工作目标付诸表格向代表们如实说明。在强调增强群众观念时，领导们往往忽视他们的下属，认为干部就是干部，不是群众，便不停地要囊中羞涩的下属为“群众”捐款。强调爱岗敬业固然没错，可是我们习惯于弘扬所谓之“奉献”精神，其实如果我们人力资源配置基本合理的话，通常情况下各尽其责，是不需要别人“奉献”的，如果这时候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奉献”，那对另一些人就是姑息养奸。还有，我们总习惯于抓中心工作，这在特定的条件下没错，但一旦成了惯性思维，成了工作定式，那就表明我们肯定疏于日常管理了；并且一旦要抓某项中心工作，我们动辄成立专门机构，安排专项资金。还有，比如我们总习惯于利用节假日下基层搞调研、搞慰问或开会研究工作，以显示自己务实与扎实，如此兴师动众，劳神费力，殊不知基层百姓、周边下属对此并不买帐，有时非常反感，可以肯定地说，这已是个很不时髦的作法了。还有，我们对待群众上访的问题不答理或久拖不决，总以自己是为全县、为广大群众服务，不屑也不可能就个别人的个别问题单独解决来搪塞，往往导致了矛盾积累和集中，最后花血本、出高价来解决。还有，我们一些分管负责人、一些部门在按职履责、依法办事上，总习惯于上面又发文没有，最近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了没有，否则就认为他们的工作上级不重视了，似乎不重要了；我们每开一次大会也总是希望能解决所有问题，把所有东西都写进报告里，都希望有新意、出新招，却不想想原先怎么布置的，现在做得怎样了；还有，我们总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方式来解决一些经济纠纷，结果往往又制造了新问题、新矛盾……类似情形，不一而足，这是从干部的一方说的。从我们的“群众”一方来说，观念上的问题也不少，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望城的市场总是排斥外来的市场，雷锋大道大巴上路，中巴、农用车业主上访；县城面的上路，踩士、中巴业主都上访；上海、江浙商人来办一场产品展销，如果工商部门认定不是倾销，而且照章办证纳税，那就是合法经营，可望城本地小商小贩硬是一窝蜂拆掉他们的展台，还要到政府门前叫屈……好在这些都在变，但还需时日。
再看看创业精神吧。
我觉得内地、望城，最大的问题首当在敬业不够、贪图享受。就干部而言，主要就是作风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因素不无关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些“虚”的东西弄多了点，有时过于追求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早几年搞“三讲”、“四增强”教育，硬是强调多少字的笔记和心得，强调必须“脱产”接受多少课时的“正规培训”，而没有注意把这种教育活动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弄成“两张皮”、“两套戏”，教育归教育，工作归工作，作风归作风，并未收到预期的理想的效果；在目标考核的一些细则指标的设置上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又如，学风上的问题也是如此。近年我们不是经常喊要建立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吗？其实当干部，学习应是工作中的一部分，是题中之义的应尽之责，遗憾的是我们望城的学风很不浓，我们搞一次征文活动，专门约稿都约不来，这方面不要说沿海，就是周边的常德、宁乡、浏阳都比我们积极肯干得多，他们在省市报刊杂志上的经验介绍、理论文章总量要多、层面要宽、写作队伍要大得多。也许内地近城的这些“口岸”区域的人都是这样，表现在群众亦过之而无不及。一些老百姓有蛮懒，“大钱赚不到，小钱不想赚，小菜也种在街上”，所以，早几年流行的那些塑料制品，都只能来自江浙；所以白箬的礼品西瓜、乔口的闸蟹等等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却只能让外地人廉价租地来种养。前不久，县城新开了一家乒乓球馆，供用球本来不多，打飞了找不着，服务员却都视而不见，坐着不动。在深圳，我们也去乒乓球馆玩了玩，那里的服务员一般是站着的，球飞一个就捡一个。在深港、沿海一带，在长沙的大宾馆里面，以及我们引进的大企业里面，那些服务员对地板、烟灰缸的卫生都是不停打扫的；那些员工对自己当班内应做的工作是不停地进行着的。还有那些名牌企业也是一样，总怕别人砸了牌子，售后服务非常看重，比如海尔的上门服务“三步曲”：轻声敲门——更换自备鞋套进门——用自备抹布打扫卫生出门，都是很好的典范。相比之下，我们的服务隔远了！
说说我们的决策吧。
最近两个规划选址的问题值得思考：一个是拟将工会里面那块空地建成的一个小游园，拆掉现有门面后同时在周边重新开些门面——是不是太小了，是不是会不好管理，是不是成本上不合算？其实，就在该地不远处、三○○厂宿舍区以西、四中以南有一块空地正好可以开发一下，是不是更有价值、更中用、更合算呢？我看，不要以为现在这样做政府直接投入可能少一些，但如果依旧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式手段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制造新问题，甚至留下后遗症，恐怕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还有一个是县行政中心迁址，拟选在坤源塑化东侧，这里其它问题没有，问题是其后面闲置的BOT电厂项目用地，将来作什么用？据说准备向省里争取调整用地规划，但这还是个未知数，没见过几回下级“打赢”上级的，如果调不了，将来那块地还是办企业，那么我们的行政中心大楼就会象现在沐林用地内那一爿民宅那样令后人不敢恭维！事实上，我们前两年也喊搬城北市场，直到今年搬成了，成与不成，就在于决策时的理念是“关闭城北市场“（因该市场有诸多隐患，关闭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发展红旺市场”（第一明显受益的只是少数人），决策执行的主体是多方配合还是“单兵独进”，执行的步骤是“多管齐下、连续跟进”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深、港的“创作技巧”的问题，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问题，决策执行是否周密、严谨、系统的问题。我们这方面在逐步改进，但欠缺很多，特别是民主咨询的过程很不够，科学决策的力量太薄弱，因而在不少方面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短视”。
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效果和举措看，总体上进步不小，但问题不少，弯路很多。从措施看，比如招商引资方面曾经一度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开发、重政策优惠轻服务优质，特别是项目策划方面还很欠缺，项目的投资成本效益分析不科学，颇有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之嫌；土地利用规划滞后，加之城镇建设方面重建设轻规划控制及管理，比如作为未来“新城区”的核心区的雷锋大道两厢不但没建公用设施，连要建的余地都没有了，还有不少乱搭乱建和合法而不合理的建设现象，这无疑都将增加进一步开发建设的成本；企业改制进展缓慢，同时已改企业“后遗症”不少；农业结构调整方面，重指令计划轻指导服务，“獭兔事件”、“速生杨事件”、“奶牛问题”等都足以发人深省。从发展的效果上说，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优、特色不明、品牌不响、集约度和关联度不高。比如要办一个“食品文化节”，从多方面分析却显得时机很不成熟：“旺旺”食品、奶产品有规模、品牌响，但全国都有，特色不鲜明；粉丝吧，品牌可，有特色，但规模还小；其它如靖港香干、火焙鱼等品牌一般，规模更谈不上……总之，各方面显得尴尬，为时尚早。文化产业除了一些星星点点的“农家乐”和低档次的休闲场所外，没有大的品牌和场馆，满足县内老百姓需求都有困难，更不用说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了，这与深、港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同样相去甚远。
经济发展环境也有不少问题。这其实也是经济发展举措的一个方面。从单纯的为项目引进、企业运行的小环境看，我们已有不小进步，但从整个经济社会良性运作赖以要求的，包括政策、服务、生态、生活等各方面综合的“大环境”看，还很不完善。简言之，一方面是硬件中的“软件”不足。除了水、电、路等设施功能不完善外，作为政府最主要的就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和工具之一的信息平台没有构建好，不与深、港比，就与本县企业、与新闻媒体、与民间网络乃至于大众网吧的建设与功能完善比，做得太不够了。我们曾筹建信息中心、政务中心等等，资金投入了不少，就是连一个局域网都建不起来，从政府系统搜集反馈的有价值信息和来源渠道就尤显薄弱，以至于电脑桌上都摆了，大多是玩玩游戏、聊聊天，最多是看看新闻而已。由于政府信息平台的缺失，导致信息不对称。去年我们举办了首届银企合作洽谈会，会后我与人行、工行、农行、中行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这种会议平台的形式偶尔为之有必要，但经常搞又没必要，他们认为重要的是经常由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权威的、有价值的投资信息，而并不一定要办会，更不一定要政府官员去现场办公——讲良心话，现在银行和一些企业对这种政府官员指令、示意的长官意志做法已不大感兴趣，非常担心上当吃亏！另一方面，是软件中的“硬件”不力。有学者用募捐箱理论阐述，吸引投资好比叫人行善，如果我们的审批环节过多、服务环境不佳，就好比在募捐箱外设个围子开张门，行善者必先买哪怕一元的门票，自然也会增加行善成本，大大降低了人们行善的积极性。我们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已有好几年了，喊政府职能转变也有好几年了，特别是近年清理的文件好几百件，取消或降低收费的项目近100个，可总体上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这期间关键就是制度执行不力，依法处理不到位，过于姑息迁就。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间接促进发展的软环境不宽松。广大干部群众见领导脸色行事的多，讲直话直言力谏的少，整个没有形成一种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同样使政府信息来源渠道不畅。同时，面对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哪怕歪曲事实、严重失实的炒作，也置若罔闻，如今年发生的两件事，我们的官员、百姓（包括笔者本人）无一人在网络上作出任何澄清事实、矫枉纠偏的正面回应，都心甘情愿地淹没在这新时代由新闻媒体演绎的新文字狱的滔滔洪水之中，无疑同样影响了发展环境。
至于人力资源的培训与使用问题，也是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在人才重要性方面，我们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口号也很响亮，包括人才使用方式上“不求所在（在岗在编）、但求所用”，也很前卫。但有些现象却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两年前班子换届，为了凑足无党派、民主党派的选举人数，我们全县拿显微镜照，终于把一个种猪场场长、养鱼场场长都纳入进来了——对该两人本人也许未尝不可，多党合作的原则也没有错，问题是限定一些条条框框之后，不能实事求是地灵活处理，硬搞“拉郎配”，未免有按图索骥的“新教条主义”之嫌。我们讲干部“逢进必考”，这应该也是一条原则，并且“考”不见得一定是考试，可以是考核、考察或者多方面结合，如果偏执一隅，特别强调考试的重要性，可以说，这又是十十足足的“新科举制度”了。干部培训工作，我们一直在努力，培训的花样也不断翻新，可培训的实效则不见得，县内有的部门的专业培训好象还主要在于收费。近几年外派干部挂职锻炼、课题培训、调研学习，很流行，也很有创意，投入也不少，但也应该及时反思之不足，比如一篇万多字论文方面的要求，可以要求，但不应是重头，并且形式可不拘一格，否则就变了为论文而论文，为论文而学习。就此我问过一位教授这些论文的作用，教授笑曰：“全国那么多大学学生，那么多科研人员，还加你们这么多干部，都要写论文，如果都有学术价值，都有实践价值，都有新的观点，那真是不得了——你们这就各取所需完成任务罢！”这话实在，如果我们每派一批干部外出学习，都要写一篇论文，都要出一本书，那么多干部，那得浪费多少笔墨和纸张！
第三点，壮哉此行，来日有征
组织此次派我们去深港学习适得其时。珠三角地区正按照CEPA精神加紧接触运作，且“9+2泛珠三角论坛”开幕，各方达成广泛共识，这不仅有助于包括我们望城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与珠三角在产业及资源配置方面有机对接，更加有助于管理经验、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等方面的融会贯通。结合这次学习的一些感受和“泛珠三角”合作可能带来的一些变化，对我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以下拙见：
1、建立县域经济发展的预警机制。前文提及香港历来奉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并且取得非凡成就，被资本主义各国誉为自由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事实上，自上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政府、政治对市场的干预和作用相对增多，从来没有长远发展计划的香港政府，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上世纪末在应对金融风暴的实践中增强了对市场的干预。相比之下，我们对市场干预则比较多，但虽有长远规划，规划与执行总存在“两张皮”现象，表现出“到哪个山坡唱哪支歌”的做法。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都有“失灵”的时候，特别随着市场配置程度的提高，“失灵”机会增加。今年中央宏观调控，各地一时茫然，无所适从，是为明证。目前，国家、省级及一些大城市着手了这方面的研究，我认为县一级也有必要在这方面长远谋划、科学规划，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统筹，比如一个五年计划，一个10—20年的中长期计划，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第一阶段干什么、第二阶段干什么，在发展高峰期干什么、低谷时干什么，都应该作好相对科学的预测和准备。香港经济虽然没有政府的长远规划，但作为政府为市场服务是绝对优秀的，加之这里集中了世界上的业界精英，行业、产业、企业各界在市场预测、把握上多能从长计议，政府则相时而动、顺势而为，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法律、设施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创造了适合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我们研究“苏南模式”，发现也有相似之处。诚能如此，在市场失灵时，方不至于出现束手无策的情形，方可避免县域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2、建立更加合理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决策合理主要表现为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三者相互关联。达到这种要求，首先除了领导层的理念是个关键外，目前我县来看，决策机制的重构是个突出问题，而这其间的核心又是决策人力资源的有机配置，要着重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建立好以网络为标志和主体的信息平台，广泛开辟各种信息渠道，充分发挥各机关党政办的联络作用，征集包括民众直接来信来访的、新闻媒体反馈的、所有党政群机关反映的各方面决策资源信息。特别要着手改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年一度的议案、提案提交形式，可以在全县分乡镇设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众建议、意见征集点，随时上报和反馈。香港分区公布议员图像、联系方式的这些类似做法值得借鉴。二是整合和有效利用好决策的人力资源。有机构筑五个圈层：①核心决策层，包括依法律法规有相应决定权的县委常委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全体成员；②主体决策层，分管副职领导及其相关领导小组（或委员会）；③辅助决策层，外聘专家组或顾问公司，调研员、助理调研员，人大及政协专项巡视调查组；④内生信息圈，县直机关、各乡镇机关干部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⑤外生信息圈，普通民众及新闻媒体。三是强化专门的决策办事机构的职能。对县委、县政府政策（经济）研究室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定位，特别要在全县整体发展、长远发展及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方面提供决策依据，尤其对不确定性、风险性领域决策，提供备选方案。要加强对政研室在具有较高行政管理水平、经济分析水平和现代技能掌握方面的专才配备。可以通过政府雇员的方式从社会上雇用法律、金融、经贸、信息、高新技术等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些雇员不占编制，不具有行政权力和行政职务，采用合同制，雇用1—3年，某一问题解决后或不胜任现职工作，则解除合同，其工薪可参照而略高于在编同类人员，或据其本人水平、职级议价。
图表9：县级决策人力与信息资源圈层（示意图）
至于决策的执行，在目前决策部门与执行机关无法分离独立的行政架构下（深圳该项改革失败，香港成功运作），关键在于监督。监督的方式上，除加强现有的各项监督前提下，一是要在目标考核方面不断完善，特别是适度扩大乡镇与县直部门之间相互监督评价的权力。二是可实行行政问责。行政问责是现时一种流行的做法，但实质上“问责”就是追究责任的意思，我们已有的各种组织的、行政的、纪律的、法律的责任追究措施都是问责的不同形式，所以推行所谓“问责制”的关键是要设置好问责的客体，即问责的对象及范围，不要把那些法律、法规、纪律条例已作“硬规定”的内容列入问责范畴，而主要针对党纪、法规中关于失职、不作为、乱作为等“软肋”情形进行问责。
无论在决策过程和推动决策执行的进行中，特别对那些时限较长的事项、工程，包括“融城强县”这些宏观战略的实施，都可以借鉴香港政府的“检讨”模式，定期进行阶段性的总结评审，以确保“行中有决”，不断完善、校正决策；“决中有行”，不断推进工作落实。
3、要大力培育发展内生经济。内地人都喜欢喊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其实，就我们望城来看，这么个提法不准，意义也不大。原因之一，目前我县官营（国有和集体）企业并不多，并已被明确为改制对象，除了新成立的城建投、水利投等几家“官营”融资公司外，似乎不存在再扶植国有集体企业的问题，所以要发展的均为非“官营经济”；之二，即便引进的企业，也多为民营的，那些上级单位主办而后承包的、及外来投资的、合资的，也是实质上的“民营”；之三，按中小企业分类标准，在我国指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少于5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所以我县除了少数几家非中小企业外，其余均是中小企业。所以，说我县发展“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准确地说，现在要着重培育内生经济，就是扶植那些能在本地、本县长久发展和贡献税收、安置就业的企业。按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说法，“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首先当然要采取非歧视政策，扶植壮大土生土长的企业，同时，鼓励这些企业向外开拓市场、占有资源，为本县发展服务；其次要引进更多更大规模的以开发本县资源为主的企业或项目，如麻石、陶土、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和黄金园粉丝等品牌、技术资源以及山水风光等自然资源的生产加工业和旅游业，这些项目、企业离开本县后，利用现有生产设备等移师异乡他域，发展很难或者选择机会不大，迫使他们固定安顿下来；再者，要千方百计优化服务使其他引进项目主真正安居乐业，特别针对近几年签约已在生产经营的项目，要针对“免二减三”的政策时限等情形，尽早研究制定统一办法，不能任其投机出走。现在老百姓看到建了不少钢架结构的厂房，就担心政府对此熟视无睹，让这些企业像皮包公司一样一夜跑光。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虽然钢架厂房是现在的流行趋势，但不排除资本家、企业主、投资商在利用我们的政策漏洞，投机钻营——资本家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第一目标，一旦优惠政策寿终正寝，他们难免不另择宝地、另起炉灶。当年香港制造商进驻珠三角，香港也有“空心产业”之恐慌，好在香港是个转口港，这种“前店后厂”形式正好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现在深圳也有一些企业东迁上海、江苏，深圳亦有危机感，因为深圳还没有走完工业化之路，服务经济还不象香港那样成熟。所以珠三角、苏沪杭这些引进企业为主的地区都在为留住这些“财神”想办法。按照经济发展由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递进发展的演变规律，望城尚处在工业经济的中期起步阶段，工业化道路还很长，所以必须着力培育在我县“有恒产”
的“内生经济”，尤其是工业企业。
4、招商引资要有新的招数。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中国范围内逐步开放搞活，至今12年，招商引资各地都想出了不少奇招，用尽了政策和手段，在大多数地方可用的招数都通用了。面对这种情形，我认为望城的招商引资今后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要借CEPA的推行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加强，积极捕捉商机。这里必须高度注意，正因为泛珠三角形成推动区域合作关系的密切，望城相对整个区域内，原先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一些“资本”，诸如劳动力资源和工薪标准、自然资源等都已不再有优势可言，论劳动力技能，区域内算不得上乘；论工薪标准，区域内有的省份更低，且人更勤劳；论自然资源，望城本来就不是什么资源大县。至于土地政策，审批权力已收，毫无优势可言。这种情况下，关键是瞅准沿海产业转移的导向，搞好产业对接。二要认真做好项目的策划包装，特别在项目的投资成本效益分析方面要更专业，更为客商利润回报着想。旺旺在我县已经经营这么多年，他们在产品营销、市场占有等方面必定有较好的经验和渠道，我们要着手解剖这样一只“麻雀”，并将其精髓移植到新的项目计划书中，使项目计划书做到连策划者自身都想投资的目标，足以让客商信服，达到吸引客商的目的。三要着手从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研究客商的投资意愿。现在提“以人为本“，招商引资同样要有人性化的考虑，特别是那些注重结社、集会的地方群体中的企业老板。比如前文讲到发展民营经济、内生经济，温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但温州人同时喜欢“拉帮结派”，他们在外办厂经商，成立社团机构多，诸如同乡会之类，联系非常紧密，如从这类地区直接引来客商、或者引得这类地区在外地办厂经商的大老板，其“以商引商”、引导产业聚集的效果显而易见。四要突出引大引强。这一点与上一点类似，特别象那些多业经营、产业关联度大、绩效好、威望高的大老板，其他生意人都跟着团团转，同样会产生良好的“以商引商”效果。我们已注意到这一招的有效性，现在起必须求得突破。
关于招商引资的项目推荐上，这一次去深圳，我认为有一个项目值得引进，那就是中国科技开发院分院项目。中国科技开发院是类似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架构，但侧重于技术孵化，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机构，属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管理，目前该院拥有高级科研人员300多人、在全国拥有12个分院、2个创业中心、7个专业开发所、2个国家“863”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及40余家高新企业。经与该院主要负责人接触，院方多年即有在湖南办分院的意向，株洲已在衔接，但院方意向选址长沙。笔者认为，这样的项目可以引导高科技产业企业的有效聚集。湖南农业科技有袁隆平这块牌，中医药资源和技术位于全国第五，还有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大等一批重点院校，各方面待孵化的科技资源较密集且丰富；同时长沙的麓谷（高开区）尚缺乏有效的孵化中转；望城的国家农业科技园、食品工业基地和含浦科教产业园，均需要这类中介机构作支撑。所以引进这个项目很有必要，迟早会要引进，迟引进不如早引进。鉴于该院的机构级别，望城在引进时可以先提出建议，首先发起，搞好策划，争取省、市政府支持，方有落户望城的可能。
5、切实注重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协调统一，提高土地利用率。这方面，小城市支撑大天地，深圳与香港都是这样的典型。深圳现有面积2020KM2，土地面积1949
KM2，其中可开发利用的931 KM2，特区面积为327.5 KM2，可开发利用的160
KM2，“五普”（2000）时平均每平方千米3596人，特区内6532人/KM2，GDP是115元/M2，单位面积建成区GDP目前已达到4亿元/
KM2，单位面积工业用地产值为22亿元/ KM2，2002年高新区产值是69.5亿/ KM2；香港2000年末总面积1098
KM2，建成区约240 KM2，仅占总面积的1/5强，总人口密度6320人/ KM2，1999年建成区GDP为68.7亿元/
KM2，单位工业用地产值为163亿元/
KM2，足见两地土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的程度，香港比深圳更胜一筹。如此高的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望城及所有内陆地区是望尘莫及的。但是，在规划控制方面，深圳给我们提供的是教训，由于规划至每一寸土地落实不够到位，导致了目前大量城中村、握手楼的出现和形成，给这座国际化城市带来了不少败笔，现正在实施“净、畅、宁”工程以补救之。土地毕竟是稀缺性不可再生资源，望城可用地也在日益减少，特别面对今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暂关供地闸门，我们始觉土地资源的十分重要性。为此，吸取深圳的教训，望城作为长沙城区远景规划范畴，立足规划控制管理不力的现状，一是很有必要引入香港三层架构的规划系统，对县域全境制定全县性的发展策略、二次县域发展策略和小区范围的详细法定图则，特别是要尽快对全县集镇、山村均作规划，以全面控制；对近城7个都市区乡镇尤其是未来新城区的核心区域要重点控制。二要充分利用好已制定详细图则的土地，目前全县已制定83
KM2的园区规划，要加速引导企业向园区分类集中，加强高附加值项目来园区落户，以全面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三要认真执行好规划，严格按规划进行建设和控制建设。在园区和项目开发过程中，要敦促业主单位按照现代化城区标准和城市景观的要求来搞好内部建设和外围对接，特别要注重垃圾中转站、公厕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四是要扩大城镇管理部门职能，管理范围要迅速从县城延伸至各乡镇集镇和主要融城大道，由城管部门牵头，协调指导，各相关乡镇配合，对相应地段、区域、居民小区的环境卫生，采取市场运作方式，进行监管和治理。
6、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深圳是国内著名旅游城市，其独有的特区风貌、现代气息、创业文化以及华侨城人工游乐景观为代表的主题公园，使深圳旅游业颇具影响力，目前该市年接待游客达5000万人次，年总收入达350亿元；香港作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其年接待游客达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700亿港元。望城有较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旅游业亦有所发展，特别是雷锋这块金字招牌、铜官窑等历史人文踪迹，以及具江南代表性的山水田园自然风光主题的农家乐园兴起，吸引了不少游客。随着CAPE实施、泛珠三角合作进入实质运行，居民“个人港澳游”的启动，深港与内地之间的“客源互动”空间十分巨大。深港旺，湖南、望城皆可得益。望城紧邻湖南省会长沙，旅游业发展如近水楼台、向阳花木，关键在于搞好旅游合作和促销工作。为此，一要吸取深港旅游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在旅游资源开发、文化内涵培植、多业并举发展上下功夫。深圳、香港并没有现成自然旅游资源，景点建设均以人工型为主，如华侨城、海洋公园，乃至一些城市基础建设都与旅游景点建设结合起来，如深圳地王大厦、深南大道及滨海大道夜景、香港的太平山顶、中环广场等等，都成了各自的旅游资源和延伸性旅游资源；特别还注重景点的文化特色和游客参与的趣味性培植，如深圳华侨城的各种歌舞、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演绎（这次学习期间我在民俗村就当了一回阿黑哥，与阿诗玛进了一次洞房哩）、地王大厦的《香港百年》历史片等等，都使游客流连忘返之中颇受传统历史文化的感染与熏陶。望城同样可以开发类似的文化主题公园、文化风光旅游带，除了具备常规的观赏、娱乐、消费项目外，还可以着重开发包括花鼓戏、皮影戏的地方戏演艺村，包括陶艺馆、湘绣阁、剪纸斋、纸扎坊的手工艺一条街，包括打陀螺、滚铁环、斗手劲、跳房子的怀旧体育竞技场等等。二要善于包装策划，筹办大型的文化旅游节会，如以展示陶艺品的陶瓷文化节，以展示湖湘饮食文化的“食品文化节”，以展示名人雷锋故乡风采的“好人节”等等，大力推销本县旅游产品。三要积极引进客商，参与本县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和旅游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7、要着手农业品牌的培植。近年望城农业结构调整开始有了实质性突破，并且小有成效，初显规模效应，如坪塘靳江的韭菜、白箬光明的丝瓜、雷锋真人桥的苦瓜、乔口的闸蟹、靖港的火焙鱼等等，但规模还不够大、品牌尚不够响、市场占有程度不高、辐射影响范围不广，仅局限于省会、县内市场。对此，县里要在做好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品种及其生产经营的现状、扩大生产的市场需求、专业销售的渠道等方面重点研究，加大扶持、服务、引导力度，特别是要着手望城农产品“绿色”认证，为扩大市场取得准入资格。泛珠三角合作加强后，湖南要成为港澳粤后花园，由此给湖南农产品进入珠三角市场乃至走向国际市场都带来了新的商机，而取得市场准入资格是望城农产品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8、加强和改进干部及企业家队伍建设。首先在干部培训方面，无论是内部培训还是选派外出培训，都要注重实效性。象组织外出调研学习，今后目的性要更明确，将培训“万金油”似的“通才”与培养“学有所长”的“专才”区别对待，对于前者，要缩短培训时间（我看一般20天即足够），加大培训频次，重在正职，兼及副职和后备人选，以增强感性认识、开拓眼界为主，不见得非要写论文；对于后者，则要适度延长培训时间（我认为要3个月以上），明确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调研学习课题，重在部门专业要求高的副职和中层骨干力量，以深入了解所选课题、达到解决问题为目的，必须完成高质量、有实用价值的论文。其次，在加强干部培训的同时，还要注重企业家特别是本土企业家队伍的培养，组织他们去沿海、港澳的企业考察学习。再者，无论是干部还是企业家队伍建设，都要注重培训方式的不断创新。有“改革书记”、“打工书记”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就曾将该区三分之一的干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锻炼，每人每月只发500元工资，一时传为美谈。当然，走出去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好就近的一些教学资源，如引进企业的管理学实用课堂，象苏州那样，直接把自己的干部和本土企业家派进园区外资、台资、合资企业学管理；另外，当今是电子时代，网络信息发达，很多经验、做法、知识从“信息高速路”就可学得到，不一定非要兴师动众，不远千里万里通过“交通高速路”才行。
9、加强和改进对民众的教育和管理。对整个社会民众而言，必然经历一个“处罚+教化”的过程。纵观西方一些国家文明风尚的形成首先都是严管重罚的结果。比如有人说在新加坡最怕警察敬礼，因为警察敬礼就要罚你。事实上，我们了解到，香港百姓也有“两怕”，一怕税务局的蓝信封，二怕廉政公署的热咖啡。香港实行自愿申报、缴纳的非累进的低税率制，但如有人举报证实，送达蓝信封传唤就会罚得业主倾家荡产；给受指控人员喝热咖啡，则诱发被指控人员不自觉地交待贪污犯罪（内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公共财产等罪在香港均以贪污罪论处）事实，将得到严厉处罚。还有一件事颇费功夫，耐人寻味，即戒烟，除了街头到处的宣传警示外，罚款可达5000港币一次，在廉政公署等一些办公公共场所，还在天花板上安装烟敏喷水装置，一旦有人吸烟，便对着吸烟者头脸部喷水，使你当众难堪。所以，对于我县这些子民百姓，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按照我们国家由“愚民政策—富民政策—良民政策”的教化思路，充分发扬雷锋家乡的政治优势，加大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力度，使人们趋善向好，在具体方式上可组织未开发地区群众到开发并且发家致富搞得好的地区、农业结构调不动的到结构调整搞得好赚了钱的地区观摩学习，互相交流，现身说法，现场取经。另一方面，还必须充分运用好现有法律武器，切实加强行业的经常性监督管理，打击一切违法犯罪行为。
常言道：“深谋者寡言”。我拉拉扯扯弄了这么多，自然不足以为谋划之策，但蒙组织派遣，一路所见所闻所感，流于笔端，跃然纸上，如此而已。
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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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永清 《高官问责制：香港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22、温玲 《努力掌握适应时代要求的领导方法》
23、郑子栋、韩荡 《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困境与对策》
24、陈鸿源 《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与启示》
25、新华社广州6月3日电《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26、黄丽满 《创新是深圳特区发展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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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陈桂棣、春桃著 《中国农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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